官相既已出城，则希庵由下巴河南渡以救省城，甚是矣！希庵既已南渡，狗逆必回救安庆。风驰雨骤，经过黄梅、宿松，均不停留，直由石牌以下集贤关，此意计中事也。凡军行太速，气太锐，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，惟有一“静”字可以胜之。不出队，不喊呐，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。稳住一二日，则大局已定。然后函告春霆渡江救援，并可约多军三面夹击。吾之不肯令鲍军预先北渡者，一则南岸处处危急，赖鲍军以少定人心；二则霆军长处甚多，而短处正坐少一“静”字。若狗贼初回集贤关，其情切于救城中之母妻眷属，拚命死战，鲍军当之，胜负尚未可知。若鲍公未至，狗贼有轻视弟等之心，而弟等持以谨静专一之气，虽危险数日，而后来得收多、鲍夹击之效，却有六七分把握。吾兄弟无功无能，俱统领万众，主持劫运，生死之早迟，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贴，断非人谋计较所能及。只要两弟静守数日，则数省之安危胥赖之矣。至嘱至要！

再，群贼分路上犯，其意无非援救安庆。无论武、汉幸而保全，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。即不幸而武、汉疏失，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，或竟弃鄂不顾。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，乃贼中得意之笔，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。无论武、汉之或保或否，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，官军之能守不能守，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。安庆之濠墙能守，则武昌虽失，必复为希庵所克，是乾坤有转机也。安庆之濠墙不能守，则武昌虽无恙，贼之气焰复振，是乾坤无转机也。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，无以武、汉有疏而遽为震摇，须待狗逆回扑，坚守之后再定主意。

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致澄侯弟书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上次送家信者，三十五日即到；此次专人，四十日未到。盖因乐平、饶州一带有贼，恐中途绕道也。

自十二日克复休宁后，左军分出八营在于甲路地方小挫，退扎景镇。贼幸未跟踪追犯，左公得以整顿数日，锐气尚未大减。目下左军进剿乐平、鄱阳之贼。鲍公一军，因抚、建吃紧，本调渠赴江西省，先顾根本，次援抚、建。因近日鄱阳有警，景镇可危，又暂留鲍军不遽赴省。胡宫保恐狗逆由黄州下犯安庆沅弟之军，又调鲍军救援北岸。其祁门附近各岭，廿三日又被贼破两处。数月以来，实属应接不暇，危险迭见。而洋鬼又纵横出入于安庆、湖口、湖北、江西等处，并有欲来祁门之说。看此光景，今年殆万难支持。然馀自咸丰三年冬以来，久已以身许国。愿死疆场，不愿死牖下，本其素志。近年在军办事，尽心竭力，毫无愧怍，死即瞑目，毫无悔憾。

家中兄弟子侄，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，曰：“考、宝、早、扫、书、蔬、鱼、猪。”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，曰：“不信地仙，不信医药，不信僧巫。”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，曰：“读书以训诂为本，作诗文以声调为本，事亲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戒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居家以不晏起为本，作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”此八本者，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，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。无论世之治乱，家之贫富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，总不失为上等人家。余每次写家信，必谆谆嘱咐，盖因军事危急，故预告一切也。

余身体平安。营中虽欠饷四月，而军心不甚涣散，或尚能支持，亦未可知。家中不必悬念。

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致沅浦、季洪弟书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季弟谓：“纵使江夏或有疏失，安庆围师仍不可退。”与余前寄弟信相符。盖李军速到，贼纵有破鄂之势，断无守鄂之力。江夏纵失，尚可旋得；安庆一弛，不可复围。故余力主不弛围之说。但近日狗逆由黄州折回，猛扑集贤关，两弟当拚命坚守，庶既有定识，又有定力，不徒托之空言耳。

抚、建两府解围，侥幸之至！贼走宜黄、崇仁，或由丰城逼省垣，或由樟树趋瑞、临，均不可不防。然李秀成自入江境，不特未破一府城，并未破一县城，其机已钝，或不能为大害。所虑者，伪侍王鄱、乐一股耳。

徽贼于廿三日攻休宁城一次，凯章以静镇待之。岭贼廿五日围攻历口三营，幸亦保全。南岸风波，尚未艾也。弟劝余出江滨，须事势稍定乃可。

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致沅浦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湖北转危为安，幸甚慰甚！